邊緣的存在 ~ 深水埗棚仔

有句名言道 Poverty is like punishment for a crime you didn’t commit.

一言以蔽之貧窮的苦況,貧是由分貝組成,貝是古代金錢的稱號,分貝就是把金錢分走了,變成貧。窮呢,穴字在上,是居住的地方,可是狹窄得要彎身(身弓)才可進入的窩居。貧窮好負面,像名言的含意,無辜而擺不斷,難平反。但如果在窮前面加上無字,無窮剎那間又變得生機無盡。那麼貧窮是否可以改變呢?貧窮的成因有好多種,而這輯鏗鏘集所探討的深水埗之天光與午夜,由師奶小販在天光墟擺賣說起,退休師奶和中年師奶為了幫補家計,會在天光時分把破舊棄物攤在地上,放賣的種類雜亂繁琑,並要每天在小販管理隊剎到前走鬼,所賺到的都只是十塊幾毫的運氣。然後蹣跚地在街上拾紙皮,廢鐡,推着一車的再造物料,可說是環保再造工業的重要一員,但這個過程所賺的也是七塊三毫的琑數。在香港一般生活質素來說,這價值連一團美心麵包也買不到。鏡頭一轉,故事又掃到下午工作在深水埗棚仔的一班資深布販,至今有四十年歷史的棚仔賣stock 布見稱,是設計師和手作人的尋寶勝地,多年前政府安置了這批布販在欽州街小販布市場,一眾布販在荒無街角,用年月凝聚出人氣,生意有高有低,不能發大財但在棚仔的簷下養活了牌主和租客的幾十家幾十口。一直相安無事,直至時代變遷到2015年,食環署貿然繞過諮詢區議會單方面向棚仔20個牌主收回布市場的埸地來作興建200 個房屋單位。剎那間棚仔簷下的數十商戶之生計定受影響,所牽涉的家庭頓無所依。

當然站在理據來說,商戶或牌主都只是租用棚仔,而牌照又是政府發的,道理上政府有充分理由收會棚仔,而且在土地短缺的香港來說,拆遷來造就未來200個居屋單位的發展,某程度上有一方的犠牲是必然,也得作一個取捨。任何事從來沒有一個完美方案,套用醫生的行醫思維邏輯,兩害取其輕的宗旨,亦即負面影響最輕就是社會受益比較大的一方案。那麼棚仔應該被保留再生的益處多些?還是200 個居屋單位益處多些?

數量上來說200 個家庭的住所遠比20 個布販為多。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解決200 個家庭的居民住房選擇,就會令20個布販家庭生計,營商網絡連根拔起,棚仔的消失會令區域一帶的布商文化打爛得支離破碎,受影響的生態鏈定超200。棚仔的建築結構雖然破舊,但在四十年的滋養下,其實已塑出一個本土經濟生態。在棚仔下,人有生計,社交人際網絡,有貿易,布匹養活布販,也滋養出時裝行業,試問讀過fashion design 的,有誰未蒲過棚仔?在此我不是念舊情,我是想帶出棚仔的生態鏈之滲透度。假如遷拆是為了起更高的房子,解決200戶的房屋問題,那麼棚仔也可以說是本土經濟之一小齒輪,是發展的一種。而且不要忘記犠牲棚仔所衍生出來的貧窮問題。

社會貧窮其中一成因就是低收入家庭被去權(disempowerment),當人在外在因素下未能在社會上參與經濟活動,享有社會資源,無法維持經濟獨立,就會陷入貧窮的狀態。可以想像棚仔的布販窮半生在布業,沒有了棚仔,年紀又大,轉行的空間很細,本來可維生的小生意被剝奪後,沒有經濟獨立條件,當然會跌入福利網,增加社會貧窮的壓力。其實每當我們說扶貧,扶貧不一定是傳統的福利措施如派錢,真正扶貧可以是政府制定城市發展策略時考慮貧窮或邊缘生活的一羣,在政策上自由開放些,俗語來說「鬆章一下」放條生路給有需要的人,避免既得利益者阻礙有需要的人脫貧。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Angus Deaton 在他的經典著作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中就探討扶貧的有效策略,書中提到在2008年,全球約有8億人每日收入低於1美金的貧窮線,平均欠缺0.28美金,即一年欠缺100美金。假如要令8億人脫貧,一年共需約800億美金。以美國3億人囗推算,每人每年只要捐270美金,便能解決貧窮問題,他再提問「那豈不是很「便宜」?他認為解決貧窮不是單靠錢,而是靠政府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健康是財富,提升生產力,加強教育,面對比較貧窮問題,不是派錢而是開拓自由開放公平的經濟環境,讓低收入一羣自給自足,成為生產力的一分子。

Overcoming poverty is not a gesture of charity, it is an act of justice. Nelson Mandela

YouTube: 鏗鏘集~深水埗之天光與午夜

略過人家衣櫃 ~星加坡 (二)

家庭有時也是世界各國的縮影,富裕家庭就像發達國家,資源充足可投放在下一代,而貧困或內戰連連的國家往往就像一對不成熟父母日夜嘈吵,永無休止,虛耗了下一代的成長。政府的角色某程度上像對父母,年幼時父母養育,有一套教育制度,成年時出來工作就需交稅給政府。星加坡政府給我的感覺是好愛他的人民,像一對父母凡事以孩子為本,會束縛,因為父母常常關注孩子有沒有行差踏錯。有人批評活在星加坡就如活在一對有型之手下,二零一二年星加坡政府修例至一人以上的集會已屬非法,發表政治言論只可到芳林公園的speaker’s corner。對香港人來說有點難以想像,因為有時在茶餐廳看到看不過眼的新聞,身邊的退休伯伯,肥師奶都會很自然的大肆評論一番,你一言我一語,其實牛頭最後還是不撘馬嘴。沒有結論,過程盛戴不同聲音,嘈雜,但帶點趣味。星加坡人如果要表達政見或意見可以透過區議員,區議員會每周設地方會見市民或發電郵向政府投訴,而政府又會盡快處理。我覺得又是難以相像因為我家平台的區議員辨事處長期關門,想跟議員講也無得講,別說處理問題。
我自己由細到大,家庭都給予我無限資源,但同時也灌輸我不浪費的觀念。我常覺得儲蓄而又不浪費是一個良好習慣,任何人,公司,甚至國家也是。星加坡政府就像幫孩子儲蓄的家長般,政府會從僱員和僱主的口袋𥚃收取合共月薪的四成作中央公積金。摡念有點像香港的強積金,但我們只是抽取合共月薪的一成,六十五歳前是不能提出,而星加坡就容許人民中途提取部分款項去作置業,子女大學費用,或緊急醫療之需。任何一個政䇿有利必有弊,星加坡的基金供款高,運作透明度低,縱使政府會為基金成員提供保證息率回報,可是若市場失利,政府便要作出大量補貼,長遠來說也有機會成為財政上一個無底深淵。香港悠久以來在福利層面上都是自己顧自己,如果要香港人投放工資的兩成在強積金,回響一定大,信任基金經理的能力是一個問題,六十五歳前才可取出也可圈可點,但觀乎現行的低供款模式,如果容許港人提取作置業或其他之用又會在中年時將基金一鋪清袋,喪失退休保障的本意。

所以為人父母難,做政府也難。

理財的另一法則是節儉,怎樣能逹到應慳得慳是管理學的一門藝術。正當香港兩間電力公司常在立法會解釋電費每年上調的原因是要購買較少污染但價格不穩的天然氣。香港常常講減排但就忽略了星加坡在十年前已推祟的節約。消耗全港九成電力是建築物,排放全港六成的溫室氣體,是個污染的源頭,要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節約能源可以說是從綠色建築着手。
星加坡一早已推行綠色建築標誌計劃。綠色建築並非單是外觀上引入植物增添生氣,而是從生態學和資源節約方式來設計,例如利用自然流通的空氣來通風,探用天然光,隔熱玻璃,安裝太陽能板,屋頂綠化等來減低空調,通風,照明的耗電量,從而減低碳排放。根據綠色和平的報告如果香港在2020年,綠色建築逹到35%,每年可慳35億度電,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重回2005年的水平。香港現時有40000 幢建築,但只有1%綠色建築。相反星加坡政府已訂明2020年要逹到80%綠色建築的目標,2005年只有十七幢綠色建築的星加坡,十年後的今日綠色建築已逾千幢。所以在星加坡映入眼廉的盡是綠悠悠一片,街上大樹盛放如海,聰明的建築更是隨處可見,例如在Upper Pickering Street 的Park Royal on Pickering, 整楝建築綠化面積由空中至平台,結構結合太陽能板和雨水回收裝置,日照,陰影,風向也在設計的考量。Orchard Road 的Orchardgateway 有一條圓管狀玻璃天橋,那是建築物的標誌而其主樓的綠色設計更具省水省電功能。Marina Bay Sands 𥚃金碧輝煌𥚃也帶有綠化,如大廳擺上比人高兩倍的盆栽,建築外牆佈滿的一片片金屬片,風略過時,沙沙擺動,型態變化萬千,像一道裝置藝術,白天片片的金屬可反射太陽日囇,又是節能與設計的配合。另一個富前瞻性,具環保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就 Garden By The Bay,這個設計簡直滿分,公園有兩座溫室分別是Flower Dome 和Cloud Forest, 兩座溫室採用了地底冷水系統,外牆則以低吸熱玻璃打造,以減低耗電量。溫室外面的Supertree, 夜晚會發放美麗的燈光,而那能源就是來自當中七棵樹頂的太陽能板,樹幹上栽種200多種植物並以仿天然下雨的直流式灌溉方法去栽種。而現在看到超級樹會在五年後沿着樹臂支節盛放至樹冠,成為一棵更豐盛的超級樹。

  
  
   

有人批評超級樹概念人工化,我覺得任何設計都是人工化,但出色的設計就是在於怎樣把一個本質昇華而感動大眾。

這個項目令我很感動,抬頭看見超級樹的美麗,龐大而擁抱自然,還顧四周,像置身於阿凡達,一個夢想的未來國度,心中盡是興𡚒,還有驚歎項目的成功和星加坡政府的遠見。立國之初的花園城市概念,經過五十年,她們做到了!我是從白天由Esplanade 那頭出發,行上Jubilee Bridge, 沿途看見星加坡人在跑步,欣賞風景,歇息。入夜人民在濱海灣附近用膳,又有一羣人在練習馬拉松。這個項目不止是一個遊客觀光的用途,我看見人民融入其中的樂趣,像走進人家的大花園,那花園活出濱海灣的一個英文字雕塑- DREAM. 

    

一個家長對孩子的DREAM, 父母想孩子成為麼?我看見星加坡想孩子不斷成長,當世界會面對各種能源缺乏,這孩子已在不同領域探尋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看近些時序,當台灣柯文哲用big data 去掌握選情,星加坡的城市重建局已開始動用模擬城市 sim city 的電腦模擬程式去研究改善城市運輸系統,系統採用一個big data, 模擬一個600 萬人口的流動模型並實時追蹤他們的作息型態,活動習慣,預設出虛擬行人來測試鐵路,巴士,單車徑等,這個系統叫 Matsim Singapore, 而這一套系統是由星加坡的ETH future Cities Lab去研發,目標是建設一個可持續的城市,未來的研究項目有如何發展成一個步行城市,和研究怎樣用再用物料如竹等來作基建。
家庭教育是每個孩子的第一成長基地,看待人接物可略知家教一二。略過星加坡也略略感受到星加坡的家教成效,用嚴師出高徒來形容也不為過。香港相比起來家教不嚴,很自由,近年有些人有一套想法,期望參考星加坡的強勢管冶模式來加速發展,減少矛盾。何況強勢政府又迎合着中國模式,可以説是政治正確的想法。但是在強勢的背後,我認為星加坡模式的成功不是來自對壓抑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而引致,星加坡成功之處在於民生的經濟發展。

自由的壓迫和經濟發展不存在因果關係,不是因為約朿所以富起來。

反而我認為星加坡的成功之處是政府的前瞻性,擁有一個世界觀,和以星加坡人的利益著想。例如引進大企業時,政府要企業承諾最少聘請多少名本地大學畢業生。那樣星加坡青年除了有工作,也有了機會去實踐自己的夢想。如果政府尊橫無理,而又沒有足夠仁政去平衡,我相信任何政治制度也會被拖垮。反觀香港,我們從來也沒有強勢政府,過往的成功不在於順從,而是講求溝通與合作,我覺得有時有些論調太迷信強勢政府可帶來的速度和效率而忽略了世界視野。沒有前瞻性目光就像沒有頭的活死人,看不見路,行左不是,行右不行。星加坡是個乖孩子,由出生懂性以來皆受約束,而香港,孩童時在領養家庭渡過,自由慣了,強人父親接管後,有日看不過眼加以約束。但是孩子自由慣了,嚴厲管治會令孩子屈服還是更反叛呢?情況就如父母不准孩子夜歸,於是加以控制,又打電話勒令快些回家,又監察電話行蹤,又打又鬧,最後下家訓要十點前回家,要不然自討苦吃。孩子聽進耳當然不是味兒,偏偏十時零五分才回家,多次刺激嚴父神經。這情況會導致雙方對峙,解決方法不多,一是嚴父降低把尺,另是孩子自發性早些回家。我朋友有類似經驗,小事吵至離家出走,她想回來也承認少時有些衝動,而她和嚴父的隔漠情仇從離家留學十年的日子𥚃慢慢消化。換言之雙方都需要一些空間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