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愛之名- 卡繆

二戰時哲學大師卡繆(Albert Camus)積極參與法國地下反抗行動。戰後他繼續以筆尖作戰,傳達理念。1948 年,卡繆寫下劇作《圍城》。

這套劇講述一個被瘟疫侵襲的城市,而城中的居民必須想盡辦法生存下去。 劇中有一名獨裁者,他的角色叫做「瘟疫」,而他身邊總跟著一位名為「死亡」的秘書。在全劇的開頭,「瘟疫」與「死亡」忽然降臨一座歲月靜好的城市,瘟疫開始實施他的高壓治理手段,手段由致命的疾病到殺人政權,通通手起刀落,殺無赦。

人民都要重新學習怎樣做到有秩序地死亡,瘟疫認為以前人們死得一點也不恰當,這裡死一個,那裡死一個。簡直是道德敗壞,而這些「混亂」地死將會被管理。怎樣死,何時死會成為數據的一部份,如此的大數據也有點用處。

「瘟疫」與「秘書」接著宣布推動「生存證明」,把生命簡化為一張紙,依照「品質」將人分類。結婚動機、犯罪紀錄、健康情況,還有,生存理由。

「生存證明」分為永久與暫時,透過證明予以發放。新政府操控人民的生殺大權。人民的生存與否,全維繫於那張「紙」。新成立的極權體制還公布繁複法規,刪減最低薪資,強迫勞工「吞下」後果。

條文好複雜,面對人民的困惑,「秘書」沒有打算去釐清問題。 繁瑣的規條就是要人民適應晦澀不明。人民懂得越少,事情就越好辦。

有些市民遭逢迫害流落街頭,代表生存的那張紙,內容被扭曲,歷史被刪除。 上有「秘書」,下有公務員的Nada毫無憐憫並持勢地壓迫人民。

在Nada 來說「越多刪減情況就越好。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就是天堂!」而Nada就是西班牙文的「無」。

居民都因恐懼而順從,更有甚者,趁勢加入壓迫行列。直到一對不慎染上瘟疫的年輕情侶出現。起初他們的心同樣被恐懼佔據,但逐漸地,他們決心反抗極權統治,面對壓迫和控制。即使必須捨棄生命也在所不惜。

「愛」 是卡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他們以人性的力量與良知起身對抗,企圖改變社會、喚醒集體意識,希望讓所愛的城市擺脫暴君「瘟疫」, 然後重獲自由。

因為這對情侶深愛彼此,他們不忍看到人類的墜落。面對「秘書」的嘲弄,男主角Diego起身反抗:「你們似乎贏得勝利,但其實早已戰敗。因為人性之中,有一種你無法消滅的力量,那是一種瘋狂,摻雜了恐懼與勇氣。這股力量將升起,而你將看見你所謂的榮耀僅是雲煙。」

「瘟神」的出現,考驗著庶民百姓的人性。他首先採取殺雞儆猴的方式,只要女秘書一筆劃過生死簿的名字,那人就應聲倒地,於是人人自危。他塑造的是恐懼,讓人不敢反抗、不敢出聲。唯一無懼的是男主角Diego, 他採取和平抵抗,拒絕以暴易暴。 這個立場,正是數年後卡繆和沙特論戰爭執的重點。

但Diego並不是生來無懼, 他的無懼是自我錘鍊出來。他曾在脆弱無助時逃到女友家,被女友的法官父親驅趕。後來Diego染上瘟疫,領導民眾反抗。在女友垂死之際,忍痛拒絕「瘟神」的交易。留下與人民一起戰鬥,最後換來心上人死亡的結局。

《圍城》是一部充滿哲學性的劇作。卡繆透過反烏托邦的寄寓,提醒世人極權主義利用對死亡的恐懼來操控民眾的危險。

劇中所有的不確定、不合理,懷疑與困惑都是為極權主義鋪路,而人們又該如何面對極權呢?

當面對國家機器的不正義,我們是否願意面對恐懼。面對失去的恐懼、孤獨的恐懼、背叛的恐懼、死亡的恐懼,為了愛,挺身而出?

卡繆透過文字譴責蔓延歐洲的極權主義政權,尤其是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獨裁統治。面對卡繆的指控,當時歐洲的文化與政治界心照不宣地對此劇保持沈默。有人批評故事黑暗、隱晦、過於奇幻,但也有人說,這是卡繆最被世人低估的作品。

對於卡繆來說,平民百姓即使犯錯,也情有可原。罪不可赦的,乃是系統性的犯罪,也就是國家暴力的罪過。

沙特與卡繆

二戰期間,希特勒向波蘭強索波蘭走廊與但澤港,遭到波蘭政府嚴拒後,希特勒認為這是恥辱,所以就算被拒也要強奪但澤港。

波蘭一早也恐怕會成為德軍的囊中物,在拒絕希特勒要求之前,已和英國,法國,美國,比利時甚至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和平條約。 外援好像星光熠熠,其實真正有難時, 所謂的盟約比紙婚還要薄,就算想幫,也只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希特勒因此認為英國, 法國不會為了一個小小的但澤地區而向德宣戰。

英/ 法可能會猶豫,但波蘭人無論怎樣也會奮勇地為自己土地而戰。於是德國與波蘭的戰爭一觸即發。波蘭軍隊輸在軍備不足,戰術落後,但那些勇士的英勇實屬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正當波蘭西部為德軍蹂躪時,東方的蘇聯也開始有了動靜,紅軍開始越界進入波蘭。起初,波蘭政府以為蘇聯入境是出於盟約承諾的援助,然而沒多久他們便弄清楚,共產紅軍一如納粹德軍,大家也是一頭惡魔。 兩頭惡魔也是波蘭的入侵者。孱弱的波蘭也因此在遭到東西夾擊下,亡國了。

波蘭全軍覆沒,隨著德軍在波蘭的勝利,希特勒私慾也膨脹了,下令殺光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為了防止波蘭派女人作間諜工作, 德軍下令所有波蘭婦女得脫光衣服檢查,甚至被強姦。

為波蘭奮戰的波蘭軍人們,也就紛紛成為德、蘇兩國的戰俘。為蘇聯俘虜的波蘭軍人,士兵獲得釋放,但作為波蘭菁英階層的軍官們(全屬波蘭頂尖大學生) 則被轉送往了蘇聯境內,上萬名波蘭軍官從此消失於人間。其中的4000名波蘭軍人被運往卡廷森林,以對待戰犯的方式遭到處決。這場屠殺是由史達林親自簽署下逹命令。

屠殺進行的有條不紊。受刑者被檢查後,接着被拷住雙手帶進一個毛墊氈門的封閉小房間內。槍殺的聲音會被整夜大音量的機器噪音(可能是風扇)所掩蓋。被帶入小房間後,受害者會立刻被人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後會從對門搬出,再被轉移到五六個等候着的卡車內。然後另一個受刑者又被帶入。處決進程除五一勞動節以外,幾乎每夜都在進行。

說回所謂的波蘭盟友,英國/ 法國/ 美國在德國攻佔波蘭的過程不發一槍一彈。

先說英美兩國,他們也不想看見法國獨霸歐陸,而共產蘇聯在另一端也是一頭洪水猛獸。 於是英美兩國就希望禍水東引讓德國進攻蘇聯,而要讓蘇/德兩頭惡獸開戰,最起碼就要把兩國領土接壤吧,這樣一來處在兩國中間的波蘭是必然會被出賣。

政治從來沒有免費午餐,國家領袖大都為自己民族利益而出發,就像上市公司主席把股東利益為大前提,合理化所有不平等,不公的政策。 大人物如是,那麼當時的小人物,後來銳變成大人物又如何呢?

1939年,德國攻下波蘭,存在主義大師沙特 (Jean-Paul Sartre)在法國東北部南鍚 (Nancy) 受訓, 然後調派到布魯馬斯,成了氣象兵。沙特的工作是把觀測到的風向通知炮兵,其他時間則用來閱讀和寫作。1940年6月21日,沙特隨部隊轉移到阿爾蕯斯(Alsace) 。就在這法德邊境工作時,被德軍俘虜,那天正是沙特35歲的生日。

在沙特被俘幾個小時後,法德之間的停戰協議開始生效。沙特開始被關在巴卡拉。8月中旬時,他們再被遣送至德國一個戰俘營。在戰俘營期間,沙特讀了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的 《存在與時間》。

最終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為理由,使德軍軍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並逃出戰俘營。

沙特回到巴黎後創辦了一個抵抗組織,1943 年完了巨著《存在與虛無》。 初時此作品一開始難以為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於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殿堂。但是消費者/金錢才是王道的方程式下,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而這本書也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

另一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Albert Camus) 。二戰期間他從事抗德地下工作。擔任記者,兼《戰鬥報》雜誌 (le Combat )的主編。作為一個極積參與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el engage),他堅持民主價值, 亦即正義、自由、包容、人的尊嚴、對暴力與暴政的反抗。這些都代表了當時充斥巴黎文藝界的存在主義氛圍。當時報紙都受到審判官的監控。卡繆是最不聽話的作家,有次審判官批評兼刪除他的文字,他乾脆叫審判官自己的真名寫專欄並要他以自己住址作通訊地址⋯ 再過幾次,卡繆被直接開除並被列入黑名單。

二戰結束,沙特和卡繆都由小人物變成大人物。沙特的政治思想逐漸左傾,自稱為「共產黨的同路人」,雖然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的軍事行動導致沙特與共產黨決裂,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唾棄馬克思主義,相反地,他仍然十分欣賞馬克思主義。

對沙特來說共產主義是完美的,包含正義和自由。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和貧窮的枷鎖下,工人是無法獲得自由,他們是永遠被剝削。他深信共產主義是讓每個人不受物質束縛,並展現自我。這種就是自由與和平。

巴黎的文化界人不太反對共產主義,就算當時逃亡的蘇聯外交官克拉夫琴科(Krawtschenko)在巴黎發表文章披露他在黨內鬥爭和他在古拉格集中營的經歷,巴黎大多數知識分子卻都斷然否認蘇聯有集中營的存在。

文藝批評家、共產主義者、包括畢加索的朋友彼埃爾戴克(Pierre Daix)都聲稱,集中營是為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是「蘇聯的榮耀」。

沙特和許多的左派人士深信,為了摧毀現有的體制和秩序,共產主義必須藉由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實現。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左派都贊成使用暴力,也有強硬派和溫和派的分歧。 但簡單來說,為了共產黨成為千秋萬世的烏托邦,任何阻擋共黨的聲音也要被殲滅。

叧一哲學大師卡繆其實原則上與沙特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受勞動枷鎖,人性也隨之被剝奪殆盡,為了解放他們必須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

但卡繆同時揭示,人們所相信的歷史合理性,即是建立新的解放政治制度,掩蓋了無數的苦難,容許了許多罪惡,因此社會充滿著莫大的荒謬和不公。

卡繆認為在推動歷史意義,激情喊得最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過份理性的預設,忽略了人性。最終社會都只是讓荒謬變得更荒謬。

共產主義中的暴力讓卡繆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終,我選擇自由。」

他在《反抗者》裡寫道:「即使正義沒有實現,自由仍保留對抗不公不義的力量,並使溝通保持暢通。」

相對地,另一哲學大師沙特就忠誠於共產主義,他後來更申請入黨。 1954年5月,薩特應蘇聯作家邀請,訪問了蘇聯,發表了後來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演講。1955年9月,薩特更應邀到中國訪問。

1960 年就逝世的卡繆,在世時,抗議沙特和其他左派人的行徑,「你們不是在評論一種思想的真、偽、對、錯,而只看它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並不管他們實際上做了些什麼」

卡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說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卡繆在《反抗者》一書寫道:

「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 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反抗者要堅定地拒絕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適和「幸福」。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時間是虛無的,此時此刻在宇宙脈胳中只是一個很少的節位,就算人的一生,在此世界頂多只是一生百歲。 一百年在宇宙中,只是一微塵。 放遠些看前世今生,二戰的波蘭被出賣,被蹂躪,每一顆勇武靈魂的殞落,在今生回看,一切都是從前的哀號,今生也不再奏嗚。 從來世界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做成荒謬。荒謬永劫輪迴地投胎轉世。

卡繆死了,沙特也死了。

二戰後74 年,無數沙特和無盡卡繆復活此世界和他世界的Facebook。

左是卡繆 右是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