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不到的距離

1963年11月22月,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探訪德洲(Texas) 車隊以15公里時速經過迪利廣場(Dealey Plaza) , 正當甘迺迪總統向人群微笑揮手時,廣場上響起一下槍聲,第一槍子彈打中行人路,碎石爆開彈出,擊傷路人James Tague。


第二槍擊中甘迺迪後頸下方穿出,甘迺迪用手捂住了喉部, 同時子彈亦打到他前方的德州州長John Bowden Connally, 當時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Jackie Kennedy)就在甘迺迪的身邊,也試圖用手阻止鮮血從甘迺迪身上流出。

由於遭到第二槍槍擊,甘迺迪的頭部正向前微傾,致命的第三槍隨後接上,一下擊中了他的後腦勺。甘迺迪的頭猛然地向後倒去。子彈擊穿整個頭顱,打飛了部分頭蓋骨,鮮血和腦漿混在一起噴涌而出,濺滿了坐車的後車箱和隨車人員的全身。

甘迺迪的模糊肉身倒在積琪蓮身旁,她向其保護特工Clint Hill說: 「我的上帝!他們打中了他的頭!」

積琪蓮伏在浴血中的甘迺迪

Jack, Jack, can you hear me? I love you

甘迺迪迅速被送往附近的帕克蘭醫院,但被宣佈搶救無效。

積琪蓮·甘迺迪在丈夫遇刺的數小時後現身白宮,身上依然穿著那件染血的粉紅套裝 (The Pink Suit) 。

作家向農(Philip Shenon) 在其著作”The Cruel and Shocking Ac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中提及到,當時積琪蓮拒絕幕僚的建議,換掉那件染血套裝,她更說:「不,我要繼續穿這套洋裝,我要他們看看他們做了什麼」。

這就是The power of the image , 沒有經歷過甘迺迪時代,但每當重溫這段美國歷史,那染血粉紅套裝都能勾出深深的震撼。

懂得The power of image的人當然不止聰明的積琪蓮·甘迺迪,近代的還有普京。

幾日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到訪俄羅斯,為烏克蘭事件進行對話,商討結果是怎樣就不得而知,不過兩人會面時的相隔4米長桌,則成為熱話。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馬克龍因拒絕接受俄方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故須與普京保持距離。法國方面則表示,如馬克龍接受俄羅斯醫生的檢測,俄方或得到馬克龍的DNA,會引發安全問題。

表面上4米的距離是以疫惜情之名,實際上是有所為難,難道普京跟習近平在冬奧會面,也要對方接受俄方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嗎? 馬克龍在法國的支持度已不高,德國默克爾退位後,他一直也想成為歐盟大哥,不過理想和現實總有一段距離。

距離多少,大家心中有數,那4 米的距離,和普京的板起臉孔,就知應該不止4 米。

疫情下,人和人的社交距離最好是1.5米,香港地少人多,如果每人也有4 米距離實屬奢侈。

每天排隊檢測核酸的人龍長度一定超過30米,跟前後的人距離則比4厘米多又不多於0.5米。 不過為了配合社會需要,很多人就算迫於無奈,也盡力配合。

近日常常緊貼政府的動態抗疫措施,我也不得不留意新聞。諷刺的是,不是疫情暴升令你恐慌,而是政府的「動態」方案,極之前後茅盾,令人無所適從,陷於困境。我相信政府高層其實自己也弄不明白,就要硬推出來。

就舉幾例:

假若症狀感染者因為醫療系統超出負荷,而未能獲得醫院接收,很多患者被告知要自行乘搭任何交通工具回家,那回家的過程和回家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及家庭成員又怎能獨善其身呢?

既然口中的「動態清零」就是不能啟齒的「與病毒共存」,那麼為何前一星期還大費周章要把懷疑個案送往隔離營。

又既然確診也是不被醫院接納,那為什麼要全民以快速檢測方法做一場「全民檢測」。 說起 「全民檢測,我又莫名奇妙起來,究竟是不是每人有一套測試包,還是懷疑受疫區域才有,我也不知道。

呆等急症室起碼6小時的患者,有些最後被處方傷風藥,並著他們返家治療,那又究竟應當是普通傷風,還是什麼?

我是笨笨的,每晚聽完也十萬個為什麼。

想起積琪蓮·甘迺迪的粉紅套裝,想起普京的4米長枱,想起香港的區區人龍,醫院全爆,全部也是 The power of the images, 看得到,觸不及,觸不到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