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不到的距離

1963年11月22月，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探訪德洲（Texas) 車隊以15公里時速經過迪利廣場（Dealey Plaza) ， 正當甘迺迪總統向人群微笑揮手時，廣場上響起一下槍聲，第一槍子彈打中行人路，碎石爆開彈出，擊傷路人James Tague。

第二槍擊中甘迺迪後頸下方穿出，甘迺迪用手捂住了喉部， 同時子彈亦打到他前方的德州州長John Bowden Connally， 當時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Jackie Kennedy）就在甘迺迪的身邊，也試圖用手阻止鮮血從甘迺迪身上流出。

由於遭到第二槍槍擊，甘迺迪的頭部正向前微傾，致命的第三槍隨後接上，一下擊中了他的後腦勺。甘迺迪的頭猛然地向後倒去。子彈擊穿整個頭顱，打飛了部分頭蓋骨，鮮血和腦漿混在一起噴涌而出，濺滿了坐車的後車箱和隨車人員的全身。

甘迺迪的模糊肉身倒在積琪蓮身旁，她向其保護特工Clint Hill說: 「我的上帝！他們打中了他的頭！」

積琪蓮伏在浴血中的甘迺迪

Jack, Jack, can you hear me? I love you

甘迺迪迅速被送往附近的帕克蘭醫院，但被宣佈搶救無效。

積琪蓮·甘迺迪在丈夫遇刺的數小時後現身白宮，身上依然穿著那件染血的粉紅套裝 （The Pink Suit) 。

作家向農（Philip Shenon） 在其著作”The Cruel and Shocking Ac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中提及到，當時積琪蓮拒絕幕僚的建議，換掉那件染血套裝，她更說：「不，我要繼續穿這套洋裝，我要他們看看他們做了什麼」。

這就是The power of the image , 沒有經歷過甘迺迪時代，但每當重溫這段美國歷史，那染血粉紅套裝都能勾出深深的震撼。

懂得The power of image的人當然不止聰明的積琪蓮·甘迺迪，近代的還有普京。

幾日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到訪俄羅斯，為烏克蘭事件進行對話，商討結果是怎樣就不得而知，不過兩人會面時的相隔4米長桌，則成為熱話。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馬克龍因拒絕接受俄方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故須與普京保持距離。法國方面則表示，如馬克龍接受俄羅斯醫生的檢測，俄方或得到馬克龍的DNA，會引發安全問題。

表面上4米的距離是以疫惜情之名，實際上是有所為難，難道普京跟習近平在冬奧會面，也要對方接受俄方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嗎？ 馬克龍在法國的支持度已不高，德國默克爾退位後，他一直也想成為歐盟大哥，不過理想和現實總有一段距離。

距離多少，大家心中有數，那4 米的距離，和普京的板起臉孔，就知應該不止4 米。

疫情下，人和人的社交距離最好是1.5米，香港地少人多，如果每人也有4 米距離實屬奢侈。

每天排隊檢測核酸的人龍長度一定超過30米，跟前後的人距離則比4厘米多又不多於0.5米。 不過為了配合社會需要，很多人就算迫於無奈，也盡力配合。

近日常常緊貼政府的動態抗疫措施，我也不得不留意新聞。諷刺的是，不是疫情暴升令你恐慌，而是政府的「動態」方案，極之前後茅盾，令人無所適從，陷於困境。我相信政府高層其實自己也弄不明白，就要硬推出來。

就舉幾例：

假若症狀感染者因為醫療系統超出負荷，而未能獲得醫院接收，很多患者被告知要自行乘搭任何交通工具回家，那回家的過程和回家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及家庭成員又怎能獨善其身呢？

既然口中的「動態清零」就是不能啟齒的「與病毒共存」，那麼為何前一星期還大費周章要把懷疑個案送往隔離營。

又既然確診也是不被醫院接納，那為什麼要全民以快速檢測方法做一場「全民檢測」。 說起 「全民檢測，我又莫名奇妙起來，究竟是不是每人有一套測試包，還是懷疑受疫區域才有，我也不知道。

呆等急症室起碼6小時的患者，有些最後被處方傷風藥，並著他們返家治療，那又究竟應當是普通傷風，還是什麼？

我是笨笨的，每晚聽完也十萬個為什麼。

想起積琪蓮·甘迺迪的粉紅套裝，想起普京的4米長枱，想起香港的區區人龍，醫院全爆，全部也是 The power of the images, 看得到，觸不及，觸不到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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